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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的大趨勢是帶來以國家主權為中心的世界化、地區化、地方化。這取決於交通手段的發達和信息化使得跨越國境的聯繫網越來越緊密。韓半島所在的東北亞也無法與這一趨勢背道而馳。東北亞具有世界上最具活力且相互緊密聯繫的經濟，但從地區合作層面來看，東北亞是最落後的地區之一。

起源於20世紀的侵略、殖民地統治、冷戰等所產生的對立和矛盾，韓中日三國無法克服這些遺留問題，直到進入21世紀才開始地區間合作。這種落後的地區合作，在韓中日三國合作組織的形成過程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以1998年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為先導，東亞地區合作組織“東盟+3（韓中日）”成立，1999年起三國進行單獨的首腦會談。結果直到2008年，三國首腦會談才以獨立形式，在三個國家輪流舉辦。

雖然時間較短，三國的合作在初期基礎構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2010年，采用了推動三國合作至2020年的所謂“展望2020”路線，2011年在首爾成立了“三國合作辦事處”。隨著該基礎體制的不斷磨合，三國在經濟、文化、環境、教育、社會等16個領域運營著包括20多個部長級的50多個政府合作組織，並正在執行30多項合作項目。

然而，2013年至今，三國的地區合作遭遇了巨大難關。這兩年不僅首腦會談沒有開成，外交部長會議也沒有召開。這是因為歷史問題、領土和海洋管轄權問題、中國崛起而引起的局勢轉變等，東亞地區內兩國關係尤其是中日關係惡化所導致。東北亞占據世界人口、GDP、貿易重量的約20%左右，從這一點來看，地區合作的停滯，不僅對這一地區有影響，還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不良影響。

在此前提下，21日在首爾舉行的第七屆三國外交部長會議，為再次啓動停滯的三國合作準備好了跳板，這一點意義非常重大。還有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再次確認了三國之間為推進東北亞合作持續的政���意願。尤其這是韓國作為會議主場國家，為維持三國合作的動力而積極努力取得的成果。對韓國而言，確定了三國對朝鮮核問題的共同立場，也為我們再次開啓非核對話的努力添磚加瓦。此外，核電安全、環境、青少年交流等三國合作項目的擴大，也將有助於實現韓國政府發起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

在隨著中國崛起而引發的東北亞戰略環變化朝著和平方向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保證美國持續參與的同時，還能讓東亞各國自身構建合作體製。東北亞合作與東南亞合作一起，是東亞地區合作的兩大主軸。東南亞因東盟共同體的成立而進行著快速的地區化，從這一點來看，東北亞也必須加快合作。以此為基礎，通過“東盟+3”、東亞首腦會談（EAS）、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多層次的地區合作體製的發展，從而構建規範的地區秩序。在很多層面上位於中間位置的韓國，必須加強在這過程中的橋梁作用。

為進一步深化東北亞合作，首先是三國首腦會談不能受兩國關係的影響，必須持續舉行。有必要在下屆首腦會談上，明確該政治承諾。在有著紛爭和矛盾的東南亞，東盟會議也沒有因兩國關係惡化而受到影響，三國有必要予以參考。第二，為解決引起三國關係惡化的歷史問題，應當積極探索歷史和解。應當促進三國歷史的共同研究、共同刊行歷史教科書。第三，為確保區域內的和平和危機管理，應當加快構建戰略對話渠道。這作為信任構建措施，也將意義重大。

第四，應當通過成果為主的實用性接觸，探索早日獲得合作的成果。這將有助於將這一地區的“對立”模式轉向“合作”模式。嘗試效果明顯的大型項目，有必要打造象徵三國合作的“成功事例”。第五，為擴大辦事處的作用和運用三國的民間力量，增加公私合作項目也是可行方案。第六，應共同謀劃早日達成正在交涉中的韓中日自由貿易協議。最後，作為中長期課題，將蒙古、朝鮮納入合作框架並營造條件，這將有利於東北亞地區合作組織的發展。

從達成有關首腦會談提早舉辦的協議來看，此次三國外交部長會議是成功的。期待三國首腦會談早日舉辦，給東北亞三國合作注入新的活力，同時希望有助於改善韓日、中日兩國冷卻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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